文/霍忠义

　　1997年春节前夕，因为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一直到腊月三十我才坐上回家的列车。车窗外大雪纷纷扬扬，漫山遍野银装素裹，我很激动——一半缘于美丽的雪，一半缘于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的父母。

　　下了火车又换乘汽车，在乡政府门前停下来时已经是下午5点了，家在6里外的农村，我只能步行回家了。下了车，街上人很少，不远处有一个人正推着自行车卖冰糖葫芦，插在草杆子上冰糖葫芦依然红的耀目，卖冰糖葫芦的人的身上落满了雪花，被许多孩子围在中间。冰糖葫芦卖得很快，他有点应接不暇，有的小孩乘机抓起糖葫芦就跑，他也不敢撵。我想起小侄女叶子，该3岁了，很爱吃糖葫芦，于是我走上前去。

　　但突然之间，我被自己的发现惊呆了——父亲？那卖冰糖葫芦的长者竟是父亲！我呆了半晌才喊了一声：“爸！”父亲回过头来，发现是我，满脸的笑容将原本沧桑的脸挤得更皱，眉上脸上的雪花正簌簌消融成水。我的嗓子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没想到久别的父亲竟这样与我见了面。

　　一会儿功夫，糖葫芦就卖完了，我们一起回家，我想驮父亲，但父亲执意要带我，他说：“你坐那么长时间的车，太累了。”就这样，我们父子俩在漫天飞雪中回到了家。

　　家里到处堆着山楂，我问母亲：“下这么大雪，父亲怎么还去卖糖葫芦？”两年前的一场车祸使父亲原本强健的身体变得衰弱，更何况，年龄不饶人。

　　母亲说：“你爸是去接你，顺便卖卖糖葫芦，也不知你到底那一天回来，已经连续好几天了。”我的鼻子一酸，转身进屋去和叶子玩。

　　大年初一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正在酣睡，被母亲推醒：原来父亲已经在做糖葫芦。母亲让我去给帮帮忙。

　　我到厨房时，父亲已经将糖葫芦做好，放在案板上凉着。我说：“大年初一为啥还去卖糖葫芦？”沉默了半晌，父亲说：“过年哩，娃娃都有压岁钱，今天吃的东西才好卖吗？”

　　“为挣几个钱连年都不过啦！”我心疼父亲。

　　父亲无语，自顾自将已经冷却的冰糖葫芦收入纸箱，拿起插葫芦的草杆子，往自行车上扎。

　　母亲让我陪父亲一块去，我正要穿大衣同去，父亲却说：“你不用去啦！一会就完了。”说完，用一根粗绳将腰中的棉袄一捆，推着车出了门。

　　父亲走后，我和母亲闲聊，又说及父亲：“大年初一去卖糖葫芦，不值！”

　　母亲说：“孩子，你爸这还不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我很惊讶。

　　“年前你来信说，年后想和梅子结婚，你爸寻思着，你工作才两年，梅子刚工作，你们没有钱，梅子那么娇贵个女娃子，不嫌你当教师的清贫，可我和你爸过意不去，我们想攒点钱，给梅子买个项链，买个戒指，城里兴这个。哎，俗话说：人过40不学艺，你爸一辈子当厨师，60多岁的人啦，又要学做糖葫芦，可真难为他啦，刚开始不会做，要么把糖烧焦，要么做的太软，糖葫芦粘成了一家子。一次你爸去卖糖葫芦，做得太软，拿在手里糖就往下掉，两手都是糖，粘得连钱都没法子给人找……”

　　不等母亲说完，我就推着车子出了门。果然在乡政府门前找到了被许多孩子围着的父亲。正忙着卖糖葫芦的父亲抬头看见我时脸上有一种极其复杂的表情掠过，穷于应付的他对我说：“你来收钱。”

　　卖完后刚回到家，父亲说：“我再做一些，今天能卖！”说罢又钻进了厨房。但是第二次卖的并不好，剩下很多。晚上，侄女叶子喊着要吃糖葫芦，父亲取了一支，小侄女拿着笑了。父亲给了我一支，说：“快吃，多吃几根，今天卖不完，明儿个就没办法卖了——一放就不新鲜了。”看着剩下的一大堆冰糖葫芦，我发愁了，母亲说：“没事，卖不成咱自己吃，去年一个冬季我和叶子没少吃你爸卖剩的糖葫芦。”我手里拿着一个鲜红晶莹的冰糖葫芦，那鲜红是血的颜色，那晶莹是汗的光泽，咬了一口，又酸又甜，我不禁掉了泪。

　　过完春节我要离家时，父亲拿出新新旧旧的2000元钱塞到我的手里说：“给梅子买个戒指、买串项链。”拿着钱我心酸酸地难受，我实在没有勇气告诉白发的父母，这钱已经没有用了：就在我回家前两天，梅子因为我没有给她买个定婚戒指就与我吵架，后来又提出分手。

　　“都说冰糖葫芦酸，酸里面它裹着那甜；都说冰糖葫芦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每当这首个响起时，我就想掉泪。

　　现在，在古城西安的大街小巷，看见卖冰糖葫芦的长者，我总要驻足观望，同时心里会想：他是不是也有一个等待结婚的儿子或者正在上学是女儿？

　　（此文经《知音》杂志著名编辑陈清贫之手，发表在《知音》杂志1998年2期，随后被《青年文摘》转载，之后，引起更大规模的转载和剽窃，后来被各种书籍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