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建国

　　她们回来了。她们不久将会看见自己的村庄。几分钟以前，长途汽车嘎一声停靠，她们从窗口扔下大包小包，匆匆挤出车门。汽车重新启动，拖一股蓝烟，拐过沟岔不见了。一会儿，她们要跨过干涸的沟川，沿着对面那条蜿蜒的小径爬上去，然后，就能看到她们的村庄了。她们从南方赶回来过年，带着一大堆颜色鲜艳的包裹行李。

　　她们站在路边四下张望。才五点钟刚过，太阳就已经看不见了，只在东边的沟坡上残留一些余晖。沟川里静得很，雾气弥漫，既朦胧又透明，让人感到幻景幻影又地老天荒。她们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不在地球上，不在世界上一样。但是她们知道，感觉归感觉，这里依然是她们熟悉的所在。因为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村庄，沟川，羊肠小道，它们曾经那么执拗地，记不清有多少次，在她们遥远的异乡的梦中出现过。

　　她们不急于爬沟。她们需要平息一下心情，定一定神。再说，她们后头还要进行一场比赛，看谁先爬上沟坡，第一个看见村庄。这是她们的约定。

　　现在，她们走到了沟川的西边，抬头打量那条像被野风吹得弯弯曲曲的灰布带一样的路。就是它，那么亲切地通向坡顶，通向她们的村庄。

　　“我不知道为啥我一点也不激动，”她们中的一个说。“我想我们应该是激动的呀。你说这是为啥呀二亚？”二亚说：“你鬼迷心窍！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哩。你想想，为了省路费，咱们去年就没有回来，快两年了啊。我不知道我一走进家门会是啥情景，先叫爸还是先叫妈？”

　　不叫二亚的姑娘没有应声。她感到领口和袖口那儿有些冷。刚下车的时候，凉风扑面，怪舒服的，现在，这风突然间又凶又硬，冷刮刮的。内衣好像还沾了汗，贴在身上，风灌进来，说不出的难受。她左右拧一拧身子，把脖子往下缩了一大截。“你看你，”二亚说，“到家门口了反倒没个形了。”

　　“我冷。”她说。

　　二亚也感到了冷。她伸出手去试一试风。她把双手举到面前，翻看自己的手心手背。她往手心里呵了一口气。“我不想看见我妈的手裂的口子，”二亚说，“我妈每年冬天两只手都裂成了锯齿，她整天疼得吸溜吸溜的。”不叫二亚的姑娘也张开自己的手指看。她说：“这就叫无奈。你又不是不知道，再好的手，不出一个星期，就粗糙得看不得了。二亚你等着看。”

　　“我想哭，”二亚说。她佯装成哭的样子，啊呜了一声，但她马上又嘲笑自己说：“我这是干吗呀，神经兮兮的。”这时候她担心起另外一些问题来。

　　“咱们寄的钱，家里会不会有没收到的？”

　　“不会。”不叫二亚的姑娘说，“咱们回去后翻开本子一笔一笔查对。”

　　“会不会有人认为咱们不干净？”

　　“你真能瞎操心。谁干净不干净在脸上会写着字？”

　　“众人口里有毒哩，硬把白的能说成黑的。”

　　不叫二亚的姑娘有些不耐烦，她哼了一句歌词作为回答：“白天不懂夜的黑。”

　　然后 她说：“我要唱歌。”然后她扭动屁股，怪声怪调地唱起来。

　　“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

　　“我也唱。”二亚说，“唱完咱们爬坡。”她看见太阳在东沟坡顶上只剩一点蜡烛光颜色了。

　　“常回家看看，啊回家看看……”

　　她们唱歌。她们的歌声一高一低，在沟川里被凌厉的风撕扯得七零八落，实在不成个什么调子。

　　“呀，”二亚说，她突然住了声。她说：“我们的脸！”

　　不叫二亚的姑娘学着二亚的样说：“呀，呀，----怎么啦？”

　　二亚顿了一下脚。二亚说：“我是说咱们嘴唇上的口红，还有描的眉！”

　　不叫二亚的姑娘说：“你多漂亮啊。”

　　二亚说：“我给你说正经的呢。我这个样子怕我妈认不出我来，说我是个妖怪。”

　　不叫二亚的姑娘哑了声。她看着二亚。她们互相看着。她们以前没想到这会是个问题。她们每天都要化化妆的，包括在拥挤的火车上和颠簸的汽车上。

　　“一定得擦掉。”二亚说。

　　她们开始找纸巾。但她们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和小包，也没有找出一片软一点的纸。她们带的纸巾一路上大手大脚地用光了。她们甚至用纸巾擦拭火车的茶几和汽车的窗玻璃，还擦了几次皮鞋，惟独没想到最后会用它来清除嘴上的口红。她们低头四处探望，希望能看见一汪水。但是，没有。沟川是干的。其实她们知道这是个干沟。她们盯住自己的衣服，可她们舍不得橘黄色的外套和天蓝色的外套染上不同颜色的斑迹。她们快要恨死自己了。

　　“我说，咱们吃了它。”

　　她们用唾沫把嘴润湿，拿牙齿啃上唇，再啃下唇，让舌头转一圈，又转一圈。她们把唾沫吞下去，又呸呸吐出来，沾在手指上擦拭眼影。

　　不叫二亚的姑娘说：“呀，咱们的口红不高档，吃下去怕有毒。”

　　“不管它，”二亚说，“这个不重要。毒不死人。”

　　她们擦啊，抹啊，把脸弄得五麻六道的，但她们不只道此时她们脸的样子。她们互相看也看不清，因为太阳早已经熄灭了。她们以为这么一弄她们的脸就很本色了呢。

　　“呀，天都黑了，”她们说。“咱们快爬吧，看谁先看见村庄。”

　　黑夜像汹涌的黑水淹没了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