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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乡土:经验与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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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赵学勇 汪跃华

  文学在表现自我、再现生活的选择上总是由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审美志趣所决定。再现生活倒也并不总意味着要排斥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但再现生活的责任感却时时要求创作者必须对尊重生活、面对个人情感真实等问题作出解答。这里所要接触的问题是:在遵循生活真实的前提下,关中作家黄建国的乡村经验是怎样促成他悲愤而执着的小说创作的?乡村经验又究竟能推助他走向多远?

  这是一次冒昧的揣测,也是渴求对话的直率表达。黄建国是一位农民的儿子,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十多年来他潜心创作,凭着对生养之地的深切理解与关爱,凭着对文学所秉持的严肃态度,他固执地选择了乡土,尤其是在关中一带的地域背景上将卑微而破碎的生命形态作为自己创作的基本题材。当然,他也写过一些充满情绪化的少年意趣的青春故事,那里留下了学院生活的明显痕迹,如《头发》等,但这类虚构且颇有激情的作品为数甚少,也看不出作家深层的情感寄托;大抵可视为作者的语言练习。而真正体现着他乡土性格的是那些描绘乡村世界里无声无息的原始、粗糙的生活,自生自灭、无力自主的生命形态、简单、又毫无自知之力的生命灵魂以及再现故家、亲人的真挚文字,像《 蔫头聋脑的太阳》、《北陵》、《梆子他妈和梆子婆娘》、《过年》、《回家》等。

  所谓“乡土”一词,是沿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流派术语,但是将该词用到黄建国的创作中,其外延应作一些必要的调整。考察“乡土文学”的滥觞,大抵是在“五四”激情消褪之后,一批来自乡土又远离故土寓居都市的作家们所作的对忆念中的乡村生活的审美表达。在他们的文化心理视野中,乡土尽管同落后蒙昧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祖它更是当时一批作家确认自我身份的心灵胎记。乡村社会里那种单纯、质朴、自然不加琢饰的生活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作家个人记忆的温暖宿地。在被美化的心理作用下,文学里的人们大都明鉴可爱,在自在自为的不自觉的生活情境下保存着传统里难能可贵的美德。作家选择了感伤、抒情的笔致来捕捉记忆、赋予客体以明朗的审美取向。乡土情结是源自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心理积淀,作为士人阶层的知识者不可能割断这一传统的脐带、但他们与乡土的关系是始终保持了一段审美的距离的。因此,当时的乡土作家大都是知识者写乡土,成为鲁迅后来称之为“侨寓”的一支。而黄建国笔下的乡土世界,却少了这份明显的距离感和模糊的审美意识。审美距离与意识的丧失,是由于主体本身置身乡土并逼视乡土人物的真实生命形态所致。

  在黄建国的作品中,再也找不到那份哀伤明净的怀旧式倾诉,他的审美情感为一种冷峻、客观、少主观意趣和理想色彩的描绘所代替。尤其当作家自觉而准确地从语言表达上赋予人物简洁贴切的关中口语式的对白时,乡村的生活在这断章片句中几乎处于一种自然主义的呈视之下。在不着意表现人物的完整性格发展的结构中,作品中错落有致的细节安排呈示出只有关中特异的乡村生活:梆子婆娘可以一边耐心地拌鼠药,同婆婆吵嘴,一边从身体上渴念着出外的丈夫快快回家(《梆子他妈和梆子婆娘》);为了生一个儿子的赵托娃可以将邻居的一句无聊的玩笑话当成迷信的真实诅咒而下手杀死邻居的儿子(《干冬》);年轻的梆子可以拿自己的生命来赌气,报复自己热衷于虚荣的媳妇与看不惯媳妇而指望从儿子身上赚得支持的母亲(《北陵》);年轻的女子也可以为失去贞操而死,在做父亲的看来,这不仅是理所当然,而且仍然洗不清家族的羞耻(《乡村故事》)… … 。在乡村,自生自灭的生命更多地受着偶然的支配,而这偶然绝非作者的臆造,它是乡村现实里愚昧,昏沌的普遍性真实存在。作家所要揭示的是乡土社会中普通中国人的麻木精神状态。他们空寂无聊,沉浸于一种本能的自虐行为和心理促动,形成了毫无价值的人生过程,从而闪露出传统的民俗社会中群体意识的“深层结构”,即一种无自主的群体生命的更替与沉沦。

  是乡村经验的直接性和近距离(乃至取消距离)造成了黄建国乡村世界的异质。叙述上的冷隽、客观,使读者无法将乡村生活形态当成那诙谐、调侃的喜剧小品来接受,但人物的生死却并不能唤起读者的悲剧意识。梆子、赵托娃、死去的青年女子 …… 尽管生死的事件总是关乎到生命这最大的问题,冒失与冲动所造成的死亡事件是严肃的,但死的突然与生的麻木、苟且是同一的。我们能明显地看到,作家个体在此时此境,充分发挥了客体之外的能动心理力量:乡村苟且的生命外现,亟切地传达出作者对这个民族生存危机的焦虑思考,这其中也包含了作家与心中那份美好的乡土传统情感的残忍撕碎。它的深度,更在于以近似荒唐的形式揭示出普通乡土人物生命过程的乏味、受动、无聊和麻木不觉,从而对传统文化的堕性力量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反思。如果说加西亚 . 马尔克斯在 《 百年孤独 》 中以“魔幻现实主义”创造了马孔多小镇的“真实”;那么,作者在他的乡村世界作品中,在普遍的“现实性”日常生活描拟中,同样实现了其近于“魔幻意象”的历史主题:“嘲弄性模拟”。正象N .弗莱在他的《神话原型批评》中所说的,“这是有意去逼真地模拟‘现实生活’”。这种“原型”情结与“变形”图景交相更迭,传达出作者心灵深处的忧愤、悲郁和不安,也显示着作者在创作上不受任何审美拘谨。

  关中农业文化作为黄土文化的一支典型,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西北农村的一种代表,尽管作家的创作视野注目于关中,其文化的解释功能却无疑是广泛的。当读者面对这幅真实的乡土时,他实际上面对的是整个西北乃至中国广大农村;而当他不得不做出价值判断时,他该具有怎样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又怎能面对眼前不堪目睹的真实。这是乡土圈普遍存在的危机,是一个民族必须面对的险境。乡土价值的溃灭,直接传达了在乡村世界里,人之为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丧失,人性尊严的污毁 … … ,谁能在进退维谷之地作出选择?谁又能逃避选择?可以说,黄建国是一位清醒、冷静地面对乡土中国的当代作家。他笔下的乡场,其整体氛围、情调、背景都是作者独特的乡土经验催生的艺术感受。他构筑的乡场,人们如“死”般的“生”,比“死”更不如的“生”,为了“死”而降临的“生”,更多的是死于不该死去的人类对自身、对他人的冷漠、暴虐和毫无主张。这一切,凄楚、冷寂地笼罩在关中大地的乡土场上。在这里,人死了听不见哭声,静悄悄地,“麻子六脸上的麻坑填满冬天的阳光 … … ,两眼直直地看着天空中蔫头聋脑的太阳”(《蔫头聋脑的太阳》);每个家庭都是病的家庭,是将要绝灭的家庭,那梆子对自己的女人说,“反正我给你肚子里已经种上我的根了我要让你跟我妈一样守寡” , 于是,像兔子一样轻轻地蹦下崖沟。浑噩的“死”和无聊寂寞的“生”,总是以冷郁的微笑静悄悄地簇拥着每一个“蚁虫”似的人。黄建国以他真切的笔触写出了死亡对人的生命的胁迫,他不仅写出了像动物一样盲目而又不自知地面对死亡的麻木、沉寂而又无力支配自身的病态的人生,从而显示出他乡土作品的深层文化内涵:抓住了从传统的古老文明到现代社会心理过程的历史枢纽,在将人推到非人的最后边缘的同时,也将其“生”的意识放到“死”的地狱之火中来烤灼,从而让人们看到一个失却生命活力的民族看着自身尸体时,“被大盅惑,倏然间记起人世,默想至不知几多年,遂同时向着人间,发出反狱的绝叫”(鲁迅 《 野草 · 失掉的好地狱 》 ) 。 也正是在“反狱的绝叫”这制高点上,使我们再次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化建构中人的觉醒之艰难,传统的阴影之沉重。作者也由此进一步拓展了“国民性”批判主题的文化指向,并从另一面敲响了催促生命觉醒的警钟。

  马克思曾说过:“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黄建国对于“生命”的思考,其价值就在于将百十年如一日生死轮回着的、病态国民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在“生”与“死”、人与动物的“类特征” ?D 也是“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的深层文化意蕴中透视出来。“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已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马克思语,同上)。黄建国笔下的乡土国民们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生命质量,他们由于历史的重负而丧失了“自己的意志和意识”,使其生命活动成为没有主体的“对象”,和动物一样,“无法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因此,怀着对现代文明的懂憬,作者焦灼地发出了对生命的历史呼唤,使我们看到现代中国,文明发展的如此缓慢,如此不平衡以及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生存形态与现代人生存方式的可怕距离,从而警醒人们毁掉这愚昧落后的乡场,建立合乎人的“意志和意识”的乡土文明。而要完成真正意义的人的解放和生命意识的历史性转换,仍然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

  作为农民的儿子,对于土地,黄建国有着强烈的切身经验和炽热情感,更有着无法推卸的沉重的责任感。这种责任,不是流于急切踔厉的呐喊和构筑象征世界里的乡土新秩序,而是借助客观的语言表达,借助在语言客观性之下汹涌至冰点的情感来表达心灵的自觉,表达这种通视真实的绝然勇气。一般的现实主义者大抵都是达到对现实的揭露与鞭挞以表达自己的旨意也就驻步了,这使得作家主体过于明朗的表态往往阻断了读者与客体有可能产生的更为复杂的隐蔽的心灵判断。在黄建国的小说中,冷静之下的悲愤里还表达了一种沉痛而悲伤的主体人文精神唤醒,作家由乡村经验到对乡村的冷峻审视,向样源于对乡土亲子般的痛与爱。黄建国始终将自己认同于乡土的一部分,从而没有产生以往的乡土作家的由距离感而导致的审美滥情,主体在心理上自觉重合了乡土,这样他必须像面对自己一样面对乡村事实:眼下的乡村不仅是历史的真实,更是共时性的心理真实,它的弊败、丑陋、愚暗,它的凄苦、悲凉与绝望,统一于主体所灌注的悲剧心理基础上,这份挽歌式的哀痛,带有主体本身无可奈何的自伤。这和当今文坛上两位激进的人文精神倡导者张炜、张承志的表达方式不同。张炜在他的乡土世界里树起了现代人文精神的醒目旗帜,对土地的重新认知是为了冲决现代堕落文明的围困,将土地的情感由普遍的现实冷落提升为精神世界不可更改的碑基,为游离于现实与精神空间的灵魂觅到了传统文化中合理的理由,为迷茫的现代人招回了存在的自信与正义感;张承志更借着信仰的纯粹而以极端的形式,强调心灵自守在物质世界里的终极作用。黄建国没有给他的乡土赋予理想的抽象色彩,在他笔下,乡村就是历时的存在,是丧失了价值的赤裸真实的历史性自在。责任感使作家自觉地刻意把握住现象的真实,传达出危机必须唤醒的紧迫意识。而乡村经验又充分胜任了这一责任,并在创作过程中获得了整一性的认识:乡村经验成为纽结历时性的乡村事件和共时性的心理责任的力量,拧成了黄建国笔下枯索、破碎、萧瑟、悲恸的乡土空间,拧成了他那股悲愤而固执的酸楚风格。

  乡村经验的悲愤在作品中的整体性呈现,距离美学的朦胧观照的消失,使直面的乡村剥下了它自给自足、怡然自得的小农情趣。但是,必须看到,由于这种经验的整体性呈现,历时性的乡村事件造成了文体本身的锁闭式自足,这一特征明显地表现在语言和结构两方面上。黄建国擅长以生活化、口语化的对话方式描摹人物心理,讲究语言的精炼,批评家李星曾敏锐地指出作家的“炼字炼句的一丝不苟,可以看到孙犁、王汶石等老一辈小说家精益求精的艺术风范… … ”这是很高的褒扬,也是对其创作上的局限的委婉指摘。这种语言的自足,在表现真实,表现一场乡村口角、夫妻闲事上,可以栩栩如生;表现生存的麻木、蒙昧,也是纤毫尽显,收到了几乎类似于残酷的短兵相接式的效果,但它在传达人物性格、事件之外的信息时,却显得被动、单调。而作品的结构,从整体效果上看,是加剧了这种锁闭性的自足;着意于一个性格片断的勾划,一次行为前后的记录,一个偶然事件的截面式讲述 … … 使作品完成一场小品式的含蓄警寓。作家满足于从自我作为乡土的血肉一员的现在时立场上获得写作题材,并执着地坚持这一创作方向,这确立了他的价值追求。但从作品本身来看,锁闭式的乡土题材在真实律的要求下,某种程度上阻遏了他对超越乡村生命形态的人的认识,限制了他有可能获得的在乡村世界探求心灵价值多种折射的可能。在这种有节制的悲愤与暴露之下,历史性的客体由于丧失了时代意识的自觉终而造成性格同价值或重或浅的分离,削弱了作品有可能具有的更广泛更深刻的价值启示,使隐藏的冷峻与悲愤的主体意识也缺乏一种更为直接而明确的当代价值指向和审美共时性。乡村经验,在不断探索的要求下,不应只停留于对乡村事件生活层面的记述,应该有透过现象的破帏烂幕,将人物性格与心理置于发展流程中观照的力量。单纯写动物性的粗糙存在,写原始、蒙昧、麻木,没有价值的生活,应该说,只是传达出一种普遍的乡村共相,一种历时性的无变化的乡村本真,而缺少一种更为深邃的历史文化审视力量。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想尝试一种解释,对于乡土人物、乡土情感,应该是在乡村背景下以俯视的姿态去获取一个有较完整发展线索的性格,作家不仅是置身其中而更重要的是超越自身,透过时代纷乱的价值观,将作家的人文理想借着客观形象,由后台移至前台,在性格的逻辑发展中获得明晰的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在黄建国的小说创作中,有几篇感情真挚炽烈的散文化作品(散文化在此是着意指其语言上的现实时效性而言),《过年》、《回乡》、《盖房》等篇,可视为作家个人生活经验的非虚构性写作。主人公吴缪在省城教书,正派、寒酸,是一个忍受生活重压的沉默而坚韧的小人物,他对在乡村含辛茹苦的双亲怀着挚爱并为自己的爱莫能助深感歉疚。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形象,为省下几块钱路费,他从省城骑自行车回乡探亲,父亲看见累得精疲力竭的儿子心疼难忍,掏钱为他补上了路费;想为父亲买一口压水井以减轻老人家的劳累,并为实现父亲一生耿耿于怀的盖房子的梦想而辗转不安乃至只能聊以自责的慨叹 … …在这里,使我们看见了乡村共相里另一种动人的情感与责任。这里,有对人格尊严的扭曲性维护(父亲盖房的动机是为了在乡场上争口气);有对传统中的一些伦理、道德秩序的赞赏,父子、夫妻之间的亲爱、默契与体贴,将乡村家庭中那份温情辛酸地表达出来。当然,这种动人的情感是对传统血缘关系的自觉认同,但其由于外在的经济压迫而造成的扭曲是悲而难抑的。当虚荣感迫压着父亲的心理意志时,乡村的悲剧意识从人物自身的冲突中模糊地展现出来(对这份虚荣的维护成为对自我尊严维护的化身)。而父亲对母亲过于感情用事的言语的呵责,一方面表现了狭隘的男权意志,但母亲的主动允让却使这份狭隘化作了一种相濡以沫的撑持 … … 。“父亲又往腰带上塞了一把大爆竹,像一只老猴抓住脚手架攀援而上。母亲‘哎哟!哎哟!’惊呼。吴缪跑到大梁下。父亲爬上了层梁。他居高临下看着众人,眼睛骇人地灼灼发亮。他几乎是暴怒地朝母亲吼道:‘快进厨房准备酒席”,。(《盖房》) 这是乡村盖房时上大梁的一幕。父亲要站在屋梁上用鞭炮宣告自己梦想实现的壮丽一刻,岂止如此,他是在向世人宣耀自己一生绩业的辉煌。这是怎样的乡土,父亲、母亲,他们脸上、心上的泪水,他们单调而固执的梦想不过是黄昏时新屋凝然的暗影和空气里终将散尽的鞭炮的土硝烟味 … …这是一个无法割舍乡土的儿子的情爱,他怎能不因看这份苍凉的世态而潜然落泪?尽管作家表达了乡村一幕真实的世相,但其对人生的极富独见性的理解因自我的设入而透出强烈的心灵感染力。而身为乡土一员的青年知识分子吴缪,在这真实中,无可回避地承担了乡土认同与批判的逆向人格机制。无可否定,他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他的悲悯与责任,是无条件的。

  当代文学中,执著于乡土表达的作家们,首先是因了这份对土地所抱有的固执关爱和炽热的乡土情愫。他必须得把自我投置其中,以自我的经验构筑心灵中或富于人文理想色彩或颓败浇漓的具象空间。乡土情感的本质,是一种顽强,不可褫夺的承续性心理记忆。也许,在当前商潮无孔不入的社会文化氛围里,某些人会将作家们对乡土的发掘视为不合时宜不合群情的孤鸣和悲叹,或视为知识者“愚执”的忧患,但这却益发凸现出作家们对土地那份使徒般的虔诚心态,映衬出作家们对那种难以彻底转换的国民众生相于现代文明构成的强大牵坠力所表现的深深忧虑。只要你活在中国,就得认识中国是乡土社会。你岂能忘却这块古老的积重难返的土地,忘却生养你的故土母亲?置身博大土地中的乡村经验,作为一种可靠而寂寞的创作意识,永远会有其真知灼见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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